案例背景
北京某玻璃鋼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某某，明知其公司不具有冷卻塔維修的施工資質，卻仍然允許同樣沒有相關施工資質的老朋友吳某某掛靠，并允許吳某某以該公司名義承攬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區的某甲總醫院門診樓空調系統冷卻塔維修工程。結果吳某某在上述工程施工過程中，未采取任何安全防護措施，在某甲總醫院門診樓屋面天井邊緣距地面24.4米高處違規作業時，身體失衡墜落死亡。
被掛靠單位負責人難逃刑責
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認為，孟某某雖然未參與現場施工，但是允許死者違法掛靠，屬于在作業過程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導致重大傷亡事故發生的情形，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應當以重大責任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孟某某和他的律師都認為孟某某不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他們給出的理由是，死者吳某某明知掛靠不合法，卻仍然掛靠，且自己沒有 安全生產義務，應該自己承擔責任，孟某某沒有參與現場施工，不負有安全監督責任，不能僅僅因為他是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就追究其刑事責任。
后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孟某某在生產、作業過程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導致一人死亡的重大傷亡事故發生，其行為已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以被告人孟某某犯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其拘役6個月。
這類案件涉及兩個重要的法律問題，一是重大責任事故罪的被告人是否必須是親臨施工現場的責任人員，即“現場性”。在被掛靠單位的責任人員從未直接參與現場施工，亦未直接對施工過程進行管理指導的情況下，是否符合刑法條文中所要求的“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二是在掛靠人必然明知該掛靠關系屬于非法掛靠，但仍舊以掛靠單位名義承攬工程的情況下，基于責任自負的法理，是否可以相應的免除被掛靠單位的責任。
重大責任事故罪，被告人當時不在現場仍須追責
法官認為，“現場性”并非重大責任事故罪的必要條件，是因為“現場性”很有可能在司法實踐中導致底層勞動者與管理者之間的責任倒置。在一般的生產、作業過程中，施工現場的勞動者雖然要付出直接的勞動，但對于安全生產設備的配備以及安全規章制度的建立往往擁有較少的發言權，如果在重大責任事故罪中要求“現場性”，則一旦出現傷亡事故，這些底層勞動者可能因為他們在現場，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相反，生產、作業單位的管理人員雖然不用直接參與現場施工，但對施工現場的安全生產措施往往具有決定權，倘若基于其不具備“現場性”，而免于追究法律責任，這將十分不合理。
當然，在大多數案件中，一般只有現場的施工者、操作者才有可能接觸和使用安全生產措施，或者直接違反安全生產規章制度，因此，也不能一概否認他們對于安全生產事故所應承擔的相應責任。例如，在建筑工地開運渣土卡車的司機，他作為現場的一線工作人員，對于卡車的具體操作負有直接責任，如果在安全設施和制度都十分完備的情況下，因為司機自己的過失駕駛行為，在建筑工地將另一正常施工人員碾死，如果無法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則可以考慮認定其對重大責任事故是否負有直接和主要責任，看其是否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
應該根據相關人員的具體職責來確定責任大小
按照生產施工單位的通常內部治理方式，依據離現場由遠及近的標準，可以將生產施工單位的內部人員分為以下幾個層級：第一階層是很少在現場的企業高層領導者；第二階層是有時會在現場進行檢查、監督和指導的企業中層領導者；第三階層是直接在現場的工人和現場指揮者。
（1）如果某起重大責任事故的起因是由于沒有配備必要的安全生產設施設備，或者沒有制定和實行諸如在惡劣天氣下的暫停施工或者防止疲勞施工的輪班等安全生產規章制度，或者雖有此類規章制度，仍然強令工人違章作業，繼而發生重大事故的，則主要責任人員應當是企業中負責制定安全生產規章制度，購買、維護生產設施設備的負責人或者對施工具有監督、指導責任的人員，他們通常是企業的中層或者高層領導者，而不應當是現場施工人員。
（2）如果企業制定了合理的安全生產規章制度，并且也配備了安全生產設備和設施，但是一線施工人員違反規章制度，沒有合理使用該類設施設備，而造成重大事故的，則應當由直接在現場的工人、現場指揮者承擔重大責任事故的刑事責任。
在大多數場合，掛靠者一般承擔的是上述第二或者第三層級的職能。在掛靠者發生重大責任事故的場合，還有可能存在掛著企業的責任者與被掛靠企業之間的責任分擔。
掛靠關系中的免責約定無效
在建設施工和生產經營中，掛靠行為被法律法規所禁止，但是該類行為仍舊屢見不鮮。對于第三人而言，比如施工發包單位，很難區分某個施工者是正式員工，還是掛靠者。只要能夠查實被掛靠單位允許掛靠者掛靠，掛靠者以被掛靠單位承接業務，那么掛靠者在該業務期間從事的任何職務行為，都應當視同為被掛靠單位的行為，掛靠者發生發生的責任事故，自然也應當由被掛靠單位承擔相應的責任。在有些案件中，掛靠者和被掛靠單位之間會達成書面協議，約定所謂的免責條款，即由掛靠者自己負責一切安全措施，被掛靠者不負任何責任。這種免責約定沒有法律效力，掛靠行為本身即已違法，當事人之間的約定不能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范，被掛靠單位的責任人員應當為掛靠者在實施掛靠行為時發生的重大事故負管理責任，關鍵在于，如何精確分清被掛靠單位與掛靠者之間的責任大小。
如果掛靠者是重大責任事故的受害者，即使掛靠者對于事故的發生負有直接責任，也不能免除被掛靠單位相關責任人員的責任。例如本文的案例中，被告人孟某某與吳某某系好友，關系密切，被告人孟某某明知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某玻璃鋼制品有限公司不具有冷卻塔維修的施工資質，仍然給吳某某出具過授權委托書，允許同樣沒有相關施工資質的吳某某掛靠，以該公司名義承攬冷卻塔維修業務，還簽訂了施工合同。被告人孟某某對于吳某某在維修工程中可能出現的危險應當具有預見義務和能力，因而具備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的主觀罪過要素。在客觀方面，生產安全事故調查報告雖然認定吳某某違規作業是事故的直接原因，吳某某對事故發生負有直接責任，但同時認定某公司的現場安全管理缺失是事故發生的間接原因，孟某某對事故負有直接管理責任。因此，基于孟某某對事故負有直接管理責任而判處其相應刑罰，是合法的。
現行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對重大責任事故罪的規定是：“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強令他人違章冒險作業，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被掛靠單位和死者之間并無直接領導關系，掛靠者自己招募的工人，工人發生事故死亡，此時，掛靠者才是死者的直接領導者和管理者。在此類掛靠案件中，應當根據上文所論述的，依照企業內部管理層級及具體案情，來認定責任大小。在一般情況下，掛靠者應承擔主要管理責任，被掛靠單位承擔次要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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